反天龙八部

　　宋代家妓经常遭到虐待、拷打，甚至被摧残致死，例如《夷坚志支乙》卷九载：

　　“井东兵马铃辖王瑜，……婢妾稍不承意，辄褫其衣，缚于树，削蝶梅枝条鞭之，从背至踵，动以数百；或施薄板，置两颊而加讯杖；或专捶足指，皆滴血堕落；每坐之鸡笼中压以重石，暑则炽炭其旁，寒则汲水淋灌，无有不死，前后甚众，悉埋之园中。”

　　这种行为，真令人惨不忍闻，而在封建社会，这几乎是贵族、官僚、地主内部的普遍现象。然而，古代最为残忍的家主当推南宋杨政，他摧残虐杀家妓的行为令人发指：

　　“杨政在绍兴问，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迹，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叩虞兵，兵旁睨前后无人，始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

　　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此姬，常使侍侧。忽语之曰：“病势洴漉如此，万不望生，我心胆只倾吐汝身，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反室沉吟，自悔失言，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久不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蚊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留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先死，我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给语姬云：“相公唤。”预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

　　凡家妓小不称意，杨政不仅杖而杀之，而且将她们的尸体剥皮，钉于壁上示众，其数达二三十人之多，真乃惨绝人寰。从今日性科学的观点看来，这种人似有性心理严重变态，乃性虐杀狂。甚至他在临死前，还命人勒杀宠妓殉主，由此可知这些家妓的命运是何等悲惨。……

　　宋代的妓女状况，与唐代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少不同之处。唐人宫廷艺人多至数万（开元、天宝间仅宫妓就有4万），其盛况堪称空前绝后；地方官妓（包括营妓）次之；市妓初兴，规模又次之。而宋代数量与规模最大的却是市妓，尤其是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简直成了市妓的世界；其次是地方官妓（包括营妓），但因宋代开始禁止职官宿娼，地方官妓的职能开始逐渐向市妓转化，到了元代，地方官妓和市妓基本上就合二为一；再次才是宫廷艺人，而到了南宋，则索性把宫廷艺人取消了。

　　由于市妓与狎客之间不是奴隶与家主的关系，一般不能被随意虐杀。他们之间则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商品买卖关系。妓女在妓院老板的管派之下，常年操皮肉生涯，以计时或计次来向狎客索取金钱，于是男女之间本来应该是美好浪漫的性生活，由于铜臭的熏染而日趋麻木，一切笑语欢颜都不过是逢场作戏，以至连性交也逐渐成为一种机械运动而排除了感情的因素。但是，与家妓、宫妓相比，市妓、官妓多少有了一些人身自由。宋、元时已下令禁止职官宿娼，军事行政长官原则上只能传唤官妓以歌舞承应，而不能直接支派她们的性活动；鸨母只要求她们多挣钱，在狎客较多的前提下，留经过夜，仍可由妓女决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献身，这就使她们与狎客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又带有一定的自愿平等色彩。如据《癸辛杂识》记载：

　　南宋淳祐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此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兼缣彩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靡金钱数百万，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

　　徐兰和沈承务的关系当然是买卖关系，一个腰缠万贯，重金买色；另一个看中对方有钱，索以巨款并提供高质量的性服务，双方自愿、“平等”。总的看来，这仍是人性的扭曲，但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宫妓、家妓相比，则要合理得多。

　　由于市妓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因此有不少妓女和狎客之间的关系除了经济的因素以外，还不同程度地含有才貌互赏、志趣相投的感情因素。例如北宋汴京名妓李师师就曾经先后与词人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互慕风流，共度良宵。晏几道曾作《生查子》词云：“几时花里闲，看得花枝足。醉后莫思家，借取师师宿。”秦观也有《一丛花》词曰：“年时今晚见师师，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

　　尽管如此，宋代乐户、妓女的社会地位仍是十分低下。据《宋刑统》卷二十八载：“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太常音声人亦同，一日答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由此可知宋代乐户、太常音声人的社会身份仍与工户、杂户一样，都属于“贱民”阶层，毫无人身自由，如果逃离职守，将被判处三年徒刑。关于乐户、太常音声人的婚姻权利，《宋刑统》一字不差地照抄《唐律疏议》。（《宋刑统》卷十四［议曰］：“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其有杂作婚姻者，并准良人。”）

　　但宋代妓女落籍从良，后嫁给官员、文人为妾的现象比较常见，甚至还有嫁给士大夫为妻最后被封为命妇的，如《鹤林玉露》中说：“韩蓟王（韩世忠）之夫人，京口娼也。”韩世忠有四名妻妾分别被封为白氏秦国夫人、梁氏杨国夫人、茅氏秦国夫人、周氏蓟国夫人。其中梁氏、茅氏和周氏都是妓女出身。

　　——以上摘录自刘达临著《中国古代性文化》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