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走向战国

许多人准备远走高飞避避风头，没想到护照和旅行证件都在过关时被没收，还被海关人员冷冷地告知：上级通知，所有干部及其家属暂时不得出境。得益于个人档案电脑化和全国联网，平头百姓不敢说没有漏网的，干部家属肯定一个不落。总有些不死心向海关人员询问：“为什么？”

“不知道！”

“要多久？”

“等通知。”关员已经很不耐烦了，“下一个！”

在旁边顺利出关的普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官僚主义还是有些可爱的。当然也有拿着外国护照耍横的，找来新奶妈国使馆人员施压。这下更糟，人立马被国家安全部的便衣拖走，理由吗？涉及国家安全秘密！得，不管查得清查不清，没个一年半载，甭想被捞出来。

终于，大家都明白了，中央这回的反贪是动真格的了。唯恐被他人抢先揭发的恐惧终于战胜了腐败分子的攻守同盟，原先盘根错结、相互包庇的关系网反促成了互相揭发的雪崩。面对逐渐收紧的绞索，黄委员长和唐副总理坐不住了，他们知道下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将成为他们的末日。便乘出访欧洲的机会，躲进了美国驻法使馆。

寇正官的秘密报告使胡旭湘感到自己正坐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他知道民间流传的“让当官的排成一排，挨个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一个隔着一个枪毙，肯定有漏网的”笑话，此刻的他丝毫不觉得可笑。他知道如果让寇正官放手大干，整个中国的干部体系都将崩溃，而绝望官僚体系的反扑是任何政权都无法承受的。只能围三阙一了，这是会前他和徐齐贤、寇正官等人达成的无奈共识。

他们提出的“在规定时间内，所有国家干部必须将自己、直系亲属及其配偶的在外财产汇回国内，有关人等的外国国籍必须放弃。中央对纠正错误的同志既往不咎……”终于被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对寇正官手脚的束缚──调查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应通过政治局──也被放开。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全国范围内的清党不久便大规模地展开了。紧接着召开的人大会议耐人寻味地通过了两项看似矛盾的，久议未决的法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修正案和私人存款实名法。

家庭对中国人是无比重要的，家族血脉的延续甚至使许多人生存的唯一目的，许多干部贪污腐化，家庭因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现在每一个有外籍直系亲属的干部都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服从中央指示，就要产生家庭矛盾；抗拒中央指示，那几乎肯定会被政府借头来平息民愤。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政府的人质。不乏有聪明人想钻空子辞职了事，结果被告知：可以，但请执行中央指示先。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人是最现实的，大部分干部先后执行了中央指示。当他们把撤回的资金存入国内银行自己的名下后，税务、司法和反贪部门都没有找麻烦，回到单位也一切如常，中央“不秋后算账”的承诺是说话算话的。不是傻瓜的中国人都看出中央已决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正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普通百姓是善良的，他们体谅政府的不得已，不再要求没收这些干部多少有些来路不正的财产──肉毕竟是烂在自家的锅里，再说他们的人已回来和我们一起挨炸弹，这就足够了。这些干部中也有看透了宦海凶险，告老还乡的，组织上也乐得个顺水人情，只是告诉他们在多少年内不能离开国内，这个多少年完全和他们的级别或者换句话说脑袋里的国家机密成正比。

也有些想不开或不幸家有外籍逆子的干部，政府对他们也不含糊，撤销党籍变成普通老百姓还太便宜了，国家也没有那么多闲人陪着他们成天乱逛，一不小心闪出国去可让政府太丢面子了，只好一律请入清静的班房去写自传。

一来二去，干部显然成了不太热门的职业，对干部缺额政府也不热中补充新血。为解决不了干部奇缺，功能相近的部门不得不合并，许多非必要的中间管理层则能省就省。长期解决不了的机构臃肿第一次被彻底解决，奇怪的是，各级政府的效率反而大大提高，想踢球扯皮的公务员也很难找到作为借口的其它部门，门口的多条长龙不见了。领导们的家也不再车水马龙，耳根清静得可以专心看书了；妻子们也不会半夜里被通知丈夫在娱乐场所又有了公伤事故的电话惊醒。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半喜半忧地注视着这场廉政风暴，喜的是中国共产党这次自上而下彻底地清除腐败，他们将得到较公平的商业环境；忧的是这场风暴会不会失控，演变成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带着这种疑问，新任人大委员长杨建华私访了胡旭湘。

杨建华出生于台湾，继承了他家族对介入中国政治的强烈兴趣。他的祖父为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回大陆进入黄埔军校，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缅甸与日军作战，后随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杨建华的父亲是台湾一大企业集团董事长兼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致力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杨建华从小便崇拜同样出身海岛的拿破仑，视这位摆脱了岛民的狭隘而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法国皇帝为自己的楷模。十几年前，杨建华便不顾台湾的“憋尿”政策的束缚，开始在大陆投资，把家族企业逐渐发展为高技术跨国集团。八年前他因不满台湾分裂活动的猖獗和歧视般的国安捐，干脆把集团总部迁到上海，放开手脚地在大陆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厂和许多高技术子公司，投资高达数百亿美元。不久，他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誉为中国第一批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无疑，杨建华“走出台湾岛，拥抱大中华”的初步梦想已经实现，他还准备跨出“冲向世界”的下一步。

杨建华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并非偶然，他们这些扎根大陆的台港澳大亨和大陆本身的私人企业家结合，成功融合了海外华人资本和中华经济圈的私人资本，在中国形成这个的新特殊阶层。他们虽然从改革开放中受益，在经济的各个层面拥有广泛的个人利益，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政治基础薄弱的现实使他们迫切需要完善的法制环境、对贪污腐败行为的根治──尽管他们也从中获利──以及对自身生存发展权利的确认，甚至还包括对更高政治地位、更多利益保护的要求。民族资本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有了强烈的需要。因此，杨建华对最近北京政治气候的变化是十分满意的，但他对反腐深化到什么程度，心中没底。

胡旭湘从春藕斋亲自迎了出来，然后把杨建华让到斋前跨越于水面上的平台，欣赏湖边春色。古秘书指挥服务员搬来茶几和藤椅，两人便坐下品茗。胡旭湘很认真地问道：“老杨，搬来中南海住吧，现在北京带这么大花园的房子可不好找。”

“我是个俗人，交往的人三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怕要破坏这块清静所在。”杨建华推辞道。

“这才好呢！来的人阶层越广泛，越显得这儿没什么神秘。”胡旭湘笑道。

“让我考虑考虑。”杨建华喝了口茶，“今年北京的风沙不小，不知还会不会刮？”杨建华一语双关。

“我们希望它越刮越短，就像我们这场廉政风暴。”胡旭湘心领神会，“这次反贪只局限于有直系海外关系的国家干部，不会扩展到民间。实际上，我们这次反贪的目的只是搬走一些石头，在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时少一些障碍。很多人对我们隔离审查那些其子女不愿归的干部有意见，说他们是非主动抗拒中央政策。我想做子女爱他们的新祖国超过爱自己的父母，说明他们是真心做外国人了，真正外国人的父母却掌握了这么多中国机密，中国老百姓能干吗？我们关他们就是给人民一个明确信息：我们决不容纳任何代表外国利益的官僚买办。”胡旭湘说得很坦率。

杨建华点了点头。胡旭湘拿起茶杯轻轻摇了摇，注视着随漩流舒展起舞的茶叶，缓缓地说：“从历史上看，贪污腐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要革除这个文化糟柏，不是急切可就的，需要几代人的潜移默化和移风易俗，因此反腐败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

杨建华觉得话很投机，遂大胆直言：“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普遍缺乏反制机制，往往是欲速而不达，最后失控而冲出预定轨道。现在反贪局的‘钓鱼’行动卓有成效，不过我看还有点因人成事，如果被有心者用来打击政敌，那就危险了。”

胡旭湘深有同感：“是啊，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后继者都像寇正官一样，是要有监督机制。老杨，你是有的放矢，看来早就成竹在胸了。”

“不敢，”杨建华谦虚道，“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仍不能防止这种危险，互相争权，弄不好又成了‘东厂’和‘内厂’。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判定涉案官员是否有罪。”

“老徐也曾建立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监督审案，看来你们想到一块去了。我国的大陆法系虽然不同于英美的海洋法系，但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类似的。据我所知，它们的陪审团是先从老百姓中抽签挑出一些人到法院听候，再由控方和辩方律师以同等权力筛选。”胡旭湘呷了口茶，继续道：“我们得有所变化，首先要坚持异地审理，你知道很多涉案干部都是土皇帝，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找清一色的同党做人民陪审员不是难事；其次我们暂时不能搞随机挑人，说句丧气话，随便找些是非不清的人，还没开审，可能已被收买光了。挑选先由同级的人大、政协和法院共同负责，再让检察院和律师从中各选一半；第三，人民陪审团制度先在法院审理腐败干部案件中试点，成功后，再慢慢推广。摊子铺得太大，人民陪审员水平会参差不齐，会适得其反，人民需要时间学会如何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

“看来胡主席才真是胸有成竹！”杨建华被胡旭湘清晰的条理所折服。

他们这段对话经过整理之后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既安定了民心又极大地振奋了民心，这是后话。他们的谈话并没结束，两人天南海北一通之后，胡旭湘又把话题扯到经济，杨建华提出了问题：“由于最近归国人员把大量的不动产按中央规定抵押给国内银行，加上国内公司原持有的，总的数量惊人，光在美国就有一千多亿美元。大陆如果打台湾，西方国家一定会宣布制裁，这些不动产很可能被没收，中央打算如何处理？”

胡旭湘哈哈大笑道：“你是这方面专家，我正要请教，你怎么反问我？”

杨建华也笑了起来，笑容中带有一丝骄傲──他已不只一次地和英美财团交手，至今保持全胜纪录。和其他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一样，他曾面对着国际垄断资本的融资歧视，被定位于国际经济结构中低层的配角和代工并受到这种游戏规则的限制。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国际垄断资本长驱直入，甚至连这些委曲求全也难以为继。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外资、国企和私营上演了一出经济上魏蜀吴“三国演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第一次感到拥有祖国的可贵。

在那场仅仅是开始的经济大战中，杨建华的精明和灵活使他声名鹊起。七年前，美国和日本的几家数一数二的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向中国的芯片企业提出要收取巨额的专利费。杨建华知道这些公司为了保住核心机密，大多数芯片尖端工艺都未事先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故毫不畏惧──杨建华的法律顾问们当然不会忘记提醒他按照国际专利法规定，若是某专利没有在一个国家申请并获得批准，该专利在这个国家不受法律保护。一旦批准，也只是从申请之日起才被保护；而且按照国际惯例，这类官司只能在中国境内打。

杨建华联合其他民族资本家，一面出钱雇人赶在这些美日企业之前递交大量“垃圾专利申请”，一面利用他们最擅长的关系网，使国家专利局规定按先后顺序审阅专利申请。美日企业等不及，立刻化重金和前面的“专利”交换序列号，这当然肯定地被查出，被取消序列号，重新排队。得到教训的美日企业不敢再加塞儿了，才终于等到了审阅。得道暗示的国家专利局充分发挥官僚主义本色，慢吞吞地审阅美日企业向国家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不停地对其中的错用文字横挑鼻子竖挑眼。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杨建华等中国企业已收回投资，并赚到更新设备的钱，在国家专利局这才好不容易批准美日这些专利后。在紧接下来打官司的过程中，杨建华他们又利用媒体大肆渲染，使这些洋公司在华的形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引发了中国公众对于他们产品的抵制。中国的企业乘机提高了市场占有率。最后，国家专利局又貌似公允地宣布：因为中国的企业在生产时，你们的主要专利尚未在中国批准，故这些不属于侵权。至于确定被侵权的一两个专利，已牵扯到如何支付专利费用，因无国际“惯例”可循，都得逐件审理，需到有关法院再打上几年，来确定具体的支付额。

美日企业一听还要拖上几年，脸都绿了，它们可不想彻底失去中国市场，赶紧撤诉。杨建华和其他中国民族资本家也在打官司的过程中，依葫芦画瓢，把可能的新芯片、新主机板等设计及其加工等等都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申请了专利，甚至把合理的的外型设计也一网打尽。美国和日本的这几个企业要继续生产芯片和主机板，或不难看的外型，就得向中国的企业支付专利费。双方一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之后，皆大欢喜地互免对方的专利使用费。

在杨建华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之后，他又开始对欧美日等的反侵销进行反制。在他的主持下，人大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侵销法，规定：凡是外国产品在华的销售价低于其生产国价格，一律视为侵销！即使在中国组装，其组件单价也不能低于来源国的平均价格……如此等等。此法一出，想要打开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就必须在中国组装、在中国设计、在中国生产。时间一长，这些在中国设计、生产、组装和销售的外企就跟中国公司没有了什么区别。

如今，杨建华等中国民族资本家已迎来春天的阳光，但他们还来不及品尝经过努力才得到的果实，美国人又一次*到家门口来了，正在搭梯子准备窃取这些果实。即使是那些只想在国内安稳度日的民族资本家也知道一旦中国国内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政治稳定被破坏对自己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中国民族资本家私下里都坚定地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对美国让步。

见胡旭湘已透露准备对美国不客气，杨建华毫不迟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对美国进行金融狙击。有些惊讶的胡旭湘重新打量了杨建华一番，笑着说：“这可真是个大胆的提议，我和老徐都没敢往这儿想，我们认为在美国的资产能全身而退就不简单了。嗯，说曹*，曹*就到。”胡旭湘站了起来，招呼进来的徐齐贤。

“什么事说得这么热闹，让我听听。”徐齐贤亲热地握住杨建华伸过来的手。

“老杨提出了对美经济战的构想。”胡旭湘边说边接过古秘书递来的藤椅。三人开始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不知不觉间他们的衣服都被夕阳染红。

胡旭湘压抑着喜悦说：“在我们下最后决心前是不是应该咨询一下专家们的意见？”

徐齐贤沉思道：“研究讨好美国的经济专家我们有不少，对付美国的……我倒想起个人。”

杨建华问道：“是不是顾远瞻？我们打专利官司时，他出了不少歪点子。”

“对！就是他。”徐齐贤点点头，“我不知他还有点实战经验。”

胡旭湘觉得此人耳熟，徐齐贤提醒道：“他就是‘铁血社’的那个笔杆子。”

胡旭湘想了起来，马上让人去请顾远瞻，才得知他正在中央电视台参加《经济论坛》组织的一个电视现场研讨会，脱不开身。胡旭湘饶有兴致地说：“我们赶过去凑凑热闹吧！也显得我们礼贤下士。”

二十分钟后，三人悄悄走入转播大厅，正赶上外号达“世贸”的一位经济理论家在做总结性发言：“……世界走向一体化，民族经济变成国际经济。我们到了这个面向是国际市场的互联网时代，还在天天说，我是泱泱大国，我现在不行了，但是我过去的国力可强呢！这是阿Ｑ心态！许多时候，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非常危险地渗入我们的灵魂深处。中国在资本熵和人才熵寻求全球平衡的时代，必须破除‘阶级斗争观念’，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一味以‘经济剥削’、‘政治掠夺’的思想解释经济发展的一切不平衡现象，终究要落得固步自封，被淹没在全球化浪潮中。”

轮到顾远瞻来，面对三位在国内经济界有龙“市场”、马“股份”和达“世贸”之称的泰斗，顾远瞻这个小小的民间某智库的研究员却坎坎而谈：“我非常欣赏三位前辈给当前经济国际化潮流引入了资本熵和人才熵两个新颖的概念，并证明了在世界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熵值在不断增加。当熵值达到最大的时候，人类便进入了地球村的时代。可惜的是，这个经济数学模型太理想化了，以至失去了实际意义！”

龙“市场”、马“股份”和达“世贸”的脸都阴下来，听众席上也响起嗡嗡声，主持人白蒙忠刚想开口和稀泥，顾远瞻又不识好歹地接着说：“各位认为由于互联网和资讯的发达，各国政府已不能控制资本和人才的流动，某些流动只需在电脑上按键就行了。但各位显然忘记了，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和媒体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信息放大器，它既可正面的信息无限放大到扭曲，也会把芝麻绿豆大的负面信息变成一场雪崩，就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刹那间把某地长期合理流动才形成的高资本熵和人才熵值变为零，甚至负数。这种由互联网和资讯业引起的集体歇斯底里是如此的频繁，以至根本不能忽略……”

达“世贸”忍不住打断了顾远瞻：“你难道忘记了互联网和资讯业也具有负反馈作用，会很快纠正这些不合理的市场反应？”

顾远瞻眉也不皱地说：“我认为这种负反馈甚至使事情更糟糕，它首先提供给谣言制造者和信息发布者不受限制的特权，让他们有两次机会可不费吹灰之力在市场涨跌间获取利润。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这似乎偶发的大起大落间，往往伴随着受害企业产权的大规模转让，这意味着股票市场的*纵权已从资金流动转移到信息霸权，难道这种信息放大器不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龙“市场”不服气地说：“国际间正在加强合作，形成某种机制，对这种不合理的信息传播加以限制，所以这种集体歇斯底里现象将会越来越少。”

顾远瞻刁钻地反问：“我不知道所谓的某种机制会不会在减少集体歇斯底里现象的同时也阻碍资本和人才的流动，这似乎和刚才您的假设矛盾？”

龙“市场”一时哑口无言。马“股份”暗中在幸灾乐祸，欣赏完龙“市场”的窘态之后，才总结性地说：“世界上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事是没有的，小顾似乎对企业产权的转移有些耿耿于怀，其实大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资本的合理配置。政府的制衡机制会和互联网信息放大器之间产生互动，以某种妥协方式既保护资本和人才的合理流动又限制谣言的扩散和传播。英美的一些成熟运作就很值得我们借鉴。”龙“市场”和达“世贸”忙随声附和。

主持人白蒙忠也想借坡下驴，结束这场越来越有火药味的讨论。

没等白蒙忠开口，顾远瞻又不知好歹地重点战火：“马前辈的某种‘互动’也许有可能解决以上矛盾，虽然我对这种已被滥用的‘互动’依然有些莫名其妙。不管怎样，三位前辈都一致认为政府力量一定要介入这种互联网和资讯主导的资本和人才的合理流动，目前有能力做这种法官的不外是美国和西欧的政府。”三位泰斗都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问题来了，美国和西欧的政府如果是这个谣言制造者怎么办？前辈们总不能指望一个既当强盗又当法官的机构会做出公平判决吧？”顾远瞻的反诘惹起哄堂大笑。

“美国和西欧的政府正是经济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推动者，它们不会因小失大干出这种事！”马“股份”有些失态。

顾远瞻冷笑道：“美国和西欧政府好像不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它们推销的‘全球化’是利己的，是单方向的，不过是巩固让它们坐享其成的国际经济分工。如今，中国已对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提出了挑战，美国人马上就叫着要开除我们的地球村籍。即使没有中国的崛起、西方的法律壁垒和战争等因素，按照诸位前辈的理论，全球范围的高资本熵和人才熵值必然造成英美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热寂’，恐怕到那时，最先跳出来反对地球村的便是英美！”

龙“市场”、马“股份”和达“世贸”当然不是省油的灯，立刻七嘴八舌地展开反击，辩论进入白热化。主持人白蒙忠听着几位学者以惊人的创造力，机关枪似地冒出前所未闻的新名词，脑子早就不够用了，平常的灵牙利齿也变得结结巴巴，失去了对讨论的控制。胡旭湘、徐齐贤和杨建华则觉得赶上了一场热闹，不虚此行。

正当辩论双方就要进入互相问候对方直系亲属的阶段，“打住！”不知谁大喝一声。会场一下安静下来，众人开始用目光寻找声源。一位“的哥”模样的汉子站了起来，对主持人白蒙忠问道：“看在我牺牲了半天拉客挣钱的份上，能不能让我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白蒙忠长嘘一口气，心想总算有只呆鸟主动撞上枪口当炮灰。

那位“的哥”也不客气，接过工作人员递过的麦克风就开讲：“哥儿们不太懂几位大学问家的那些新鲜词，不过也能蒙上几位的大概意思。三位老先生意思是咱中国应该放开膀子到什么地球村撒撒野，顾大哥呢，则说那地球村不是什么好鸟，尽给人下套儿。大家别笑哥们打个不合适的比方，就咱开车的经验，三位老先生就好比是汽车上的油门、离合器和手挡，没他们咱车是玩不转。顾大哥就算是煞车，没他咱哥们根本不敢开车上街。要是几位都配合好了，咱不妨开车到什么地球村兜兜风，遇到沟儿坎儿，咱就煞车减速绕过去，碰上直路，咱就踏油门踩离合器换挡一溜烟儿。要是咱这大老粗言语上冒犯了几位大学问家，就请诸位多担当！”说完，那位“的哥”一作揖坐下了。

会场响起一片掌声，一场骂战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胡旭湘、徐齐贤和杨建华互相对望着，那神情自然是为民间的卧虎藏龙而高兴和一丝惭愧。他们都在想：国家大政不要光听专家的，也必须听听民间的广大呼声。

他们仍按原计划找来顾远瞻座谈，顾远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位出租车司机同志说得对，我太偏激了，对三位老专家不太尊重。其实，他们提出的资本熵和人才熵非常重要，如果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能竭力提高，对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这方面就做得很好，而我们中国则卡在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上，非常可惜。不过我还是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有保留，因为这要求由单一且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制取得主宰地位。而任何失去了对立面的经济体制都意味着离死期不远，这就出现了悖论。”

胡旭湘感慨地说：“是啊！，如果在中国内实现最大的人才熵，不光对地区之间的经济平衡有重要作用，还能消除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力，这可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可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又使我们不敢轻易地开这个口子。”

杨建华对顾远瞻说：“两位领导这次找你主要是了解你对中美之间经济战的看法，我知道你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顾远瞻知道几位领导时间宝贵，也不再客套，从笔记本电脑上调出有关数据，立刻开始介绍：“在美国从１３个殖民地一步步走向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前一百几十年中，它利用两大洋隔绝世界其它强国威胁的地理优势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左右逢源，扎扎实实地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高效率的农业和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体系。如果时间回到六十几年前，任何国家都没有机会在经济上打败美国。幸运的是，二战后的美国领导人违背了他们立国先贤们‘不要过度介入欧洲争端’的祖训，全面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事务，渐渐掏空了国力，开始丁吃卯粮了。”

“噢，这么说美国这个金元帝国已成了曹雪芹先生笔下的宁荣府，只剩下表面风光的空壳子了？”徐齐贤饶有兴趣地问。

“确实这样！现在只要中国和日本、香港、台湾及新加坡联手抛售美元，即使有欧盟的支持，美国也不得不让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顾远瞻回答。

“看来美国自己也知道这个弱点，所以才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破坏亚洲地区的战略平衡，分化东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胡旭湘略有所思地说，“表面看来它在很矛盾地摧毁其一手导演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它是不得不如此。”

“英美主导的全球化也传染上了其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要涨潮退潮般折腾个不停。”徐齐贤也抓住了要点。

杨建华也略带自嘲地说：“像我们这些满身铜臭的商人总是追求最高利润率，而世界上除了做‘无本买卖’外，恐怕没有什么比*纵金融市场和卖军火更赚钱了。远瞻写过一篇文章，证明了它们和全球化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

胡旭湘和徐齐贤眼睛都亮了起来，他们深知，要击败美国，就必须想办法让美国的财源枯竭，使其不能任意使用世界资源来对付中国。破坏美国的金融业，是当前首要目标。他们对望一眼，胡旭湘发话：“远瞻，你不妨详细给我们讲讲。我们不怕长，今晚不够，明天再接着讲。”

见共和国三巨头如此重视这次谈话，顾远瞻慎重起来，决定尽量多摆事实，少下结论，以免影响领导们的决策。想了想，他马上转入正题：“美国之所以能控制世界金融，最初靠的是它的黄金储备。就像美国人窃取印第安人的土地一样，这些储备来得也很不光彩。尤其是二战初期，美国向交战双方──包括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出卖军火、物资而大发横财，就这样到二战结束时，其２５０多亿黄金储备竟占世界黄金储量的四分之三以上。黄金虽好，但流通性差，不能以钱生钱。于是，机灵的美国犹太人借世界各国恢复经济之机，开出怀特计划这剂妙方：指定美元做为世界唯一硬通货币，美元同时与黄金挂钩。”

“说白了，就是‘谁有黄金，谁来制定规则’。”杨建华帮忙解释。

“对！英国也不甘心白白交出英镑世界货币的地位，针锋相对提出了凯恩斯计划──由债务国和债权国共同对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承担责任，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发行３００亿美元的货币，无偿地提供给各成员国，用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结算。为了协调两个计划，１９４４年７月，二战中的４５个同盟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村召开了”联合和联盟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美国利用各国急于脱困收拾战争烂摊子的心理，只稍做让步便与欧洲与世界各国同时约定：３５美元可以兑换一盎司黄金，其它货币按各自的含金量与美元挂钩，确定其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各国政府有义务维持这一固定比价，即便有所波动，也只能在上下各１％的限度内。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后于次年１２月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的执行机构，使美元终于名正言顺地流入世界各国。”

“我记得当时法国的戴高乐独具慧眼，指出美国在新的货币体系中享有过分的特权。因为其他国家出现了贸易赤字，必须省吃俭用来压缩外汇开支；但如果美国出现了赤字，凭借美元可以用于对外支付，只需开动一下印钞机在空白纸片上印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换取别国的商品和劳务。”徐齐贤想起这段典故，说了出来。

顾远瞻点头道：“总理说到要害了，美国人确实这样做了。上世纪６０年代侵越战争使美国焦头烂额，庞大的军费让国库空虚，不得不向世界发行过量美元，其它国家当然不愿意当凯子，由法国人带头，把美元大量兑换成黄金。美国人一见不妙，马上于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推出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美元与黄金之间只有比例，而不能兑换。为了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十国集团达成了《史密森协议》，宣布美元贬值，变为１盎司黄金等于３８美元，汇兑平价的幅度由１％扩大到２。５％，如果事先通知基金组织则可在１０％的幅度内贬值货币。但到１９７３年２月，美元第二次贬值，美国政府只得决定，切断美元与黄金最后一点儿象征性的联系，让美元成为纯粹的纸币，欧洲国家及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趁机纷纷退出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对美国的金融狙击还是有成功先例的吗？”胡旭湘说完和徐杨二人一起开怀大笑。

不知根底的顾远瞻边喝水边等三人笑声平息，才续道：“世界从此进入了以美元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时代，而决定美元汇率的只有抽象的经济景气指数了。美国人突然发现，随着美元与黄金的完全拖钩，美元作为世界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动摇，美元先入为主形成习惯性和方便性已具有对其它国际货币的排它性。另一方面，美元从单一的定价体系变为复杂的波动系统，使美元的可*作性具有更多自由。美元的排它性和可*作性带来的利润甚至超过辛辛苦苦的第一和第二产业，使以金融为核心的第三产业飞速发展。１９６６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重为８０％以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短短几年后的１９７６年，这一比例就急剧下降为２３％，１９８１年则进一步下降为５％，１９９２年跌到了２％以下。同期英国的这一比例数字不到０。５％。世界平均比例数值则下降到２％左右。目前，如果考虑到公司帐面以外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的贸易总额在外汇交易总额中甚至不到０。２％。这些数字意味着，国际货币存在的意义，主要已不是作为贸易和商品流通的工具，而是金融炒作的工具──以钱直接生钱，以货币创造货币。因此，美国、英国今天的经济基础现在不是建立于贸易或工业上，也并不是建立在高科技上，而主要建立在全球金融的‘间接服务性交易’──即证券及外汇炒作上的金融经济。”

“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宣传它的‘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对美国繁荣的巨大贡献，而很少提及它的金融业？”胡旭湘提出疑问。

“因为金融经济圈钱圈得太赤裸裸，需要‘新经济’或‘知识经济’进行包装。明眼人都可看出和美国每年几千亿美元的经常帐目赤字相比，所谓‘知识经济’的产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美国经济在三十几年连续的经常帐目赤字后仍然屹立不倒，靠的就是‘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掩盖下金融经济的巨大赢余。美国和英国之所以能获得金融上的超额利润完全凭借它们在金融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如果把国际金融贸易比作足球比赛，那么比赛规则的制定者、比赛组织者、教练、裁判和仲裁都是美英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没有了，但它的执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在，它的规则你不服从或输了不认账，身兼仲裁的它立刻取消你继续比赛的资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由谁控制，大家心里都知道。纽约和伦敦是两块最大的比赛场地，与之相比其它的地方只能算是练习或热身场地，当然要模仿比赛场地的规则。美英两国的金融管理机构自然身兼纽约和伦敦场地规则制定者和场上裁判二职了。国际上所有有资格的债信评级公司全部出自美英两国，作为比赛组织者，它们具体划分你参加少年组、青年组、丙级、乙级、甲级或超级比赛，出场费最高的超级比赛不是你想去就去的。由于比赛规则复杂得没人弄得清，规则又规定赛前和赛后必须填各种表格，如果你想有精力参加比赛和赛后不被验出兴奋剂，你最好老老实实请这些被指定有规则解释权的债信评级公司做教练。在场上，你会发现越高级的比赛美英球员越多，你也许可以踢进一、两个球增加点比赛气氛，但别指望赢得一场比赛。也曾有一些很牛的日本球员组队参加比赛，巧用规则连赢了好几场，差点进入决赛。美英马上修改规则，搞出一个《普拉札协议》。结果还没比赛，日本球员就连吐带泄，只好弃权，身体十几年都缓不过来。”顾远瞻生动的比喻让共和国的三巨头笑了起来。

徐齐贤深有体会地说：“日本的教训太深刻了，从朱镕基同志主管经济开始，我们一直挤压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不知情的人还对我们很有意见。”

“多亏我们居安思危，才使我们躲过九七年那场金融风暴。”胡旭湘有些骄傲地说，“他们挟在东南亚大胜之威，两次想吞下香港，最后终被我们杀得片甲不留。要不是出于战略考虑，放了他们一马，这些大鳄都得进牢房。这些又有谁知道。好！日本问题今天我们不谈，远瞻继续给我们讲讲美国的金融经济”

顾远瞻对中国政府参加了香港金融保卫战的传言早有耳闻，今天终于得到了证实，身上不由有些发热。他深吸一口气，竭力用平稳的语调道：“美国的金融经济也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有了金融经济为杠杆，美国就没有必要使美元汇率服务于经济竞争，那是小国竞争的常用办法。美国最先采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即直接利用银行体系，提高银行利率，发行高息国债，吸纳全世界各国的资金。这笔钱既可以用于减轻美国企业的税收，又可以通过增加军备开支来扩大内需。这就是里根时代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发明的所谓‘里根经济学’。它同时采纳需求学派和供给学派的药方，既保持了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又提高了美元的强势地位，还增强了军事力量。唯一的缺点是产生大量的财政赤字，故里根经济学也被称为赤字经济学。对一个单独的国家来说，大量赤字是有危险的，巨额赤字逐年递增更是匪夷所思。但是，在以美元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下，美国却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范围的‘高息揽储’来填补赤字。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用借来的美元还债和购买全世界的商品。日本、欧洲赚了美元以后，又把钱借给美国花。就这样，不到二十年，美国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在美国国内，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也很快变为负数，美国人已习惯于借债──借债消费，借债炒股，借债繁荣。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当然会面临恶性贬值。但那样的话，对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就意味着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的钱最终可能变成一堆废纸。对日本、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企业则意味着失去美国的市场。如此一来，保卫美元币值就滑稽地成为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责任，世界经济就被美元劫持了。而且要注意，这位劫持者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者，而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是保护大家不受苏联这个流氓威胁的警察，谁敢向这样的美国去要钱呢？谁又能去调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非法集资’的罪行呢？从这个意义上，赤字经济学还没有说到里根经济学的实质，更准确的叫法似乎应该是核子弹作后盾的‘美元经济学’。”

徐齐贤插话道：“日本和欧洲各国当然不愿意长期给美国打白工，欧洲首先联合起来，发行共同货币──欧元，希望有朝一日代替美元。日本也想搞亚元，可惜叫英美下了泡沫经济这副泻药，自己又不肯面对历史罪行，错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好时机。”

“由此才能真正理解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核武库的美国，为什么不顾盟国反对，建立费效比极高的‘ＴＭＤ’和‘ＮＭＤ’这一超级盾牌体系。也才能了解为什么建‘ＮＭＤ’的呼声在美国经济步入高峰时曾一度消声匿迹，却在美国经济低落时才不顾一切地上马。它不仅仅是美国军火商的要求，更主要的是为美元恶性贬值未雨筹谋。”胡旭湘也深有感触。

“一旦不怕债主讨上门，美国在必要时就可随心所欲地让美元贬值。由于美国欠的是美元，美国财政部和联储只需大降利率，便可使美元恶性贬值，美国所欠的债务自然大幅缩水，美国普通人的债务的利息负担也可减轻。美元恶性贬值对美国倒成了一举两得了。”杨建华也发表感想。

顾远瞻频频点头道：“完全正确！１９９２年，美国赤字总额已高达４万亿美元，仅利息支出就高达近２５００亿美元。虽然根据高息揽储金字塔原理，继续借债仍然是可能的，但利息越来越接近借债额，就快难以为继了。何况当时苏联也解体了，美国不能再用‘冷战’作借口让其西方盟国牺牲了。幸好到克林顿时代，英美的金融经济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找到了股票市场来代替银行，实现了从‘美元经济学’到‘美股经济学’的过渡。道琼斯指数从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０多点一路狂涨到１９９９年的突破１万点大关。股票狂涨的机制其实和高息揽储是相似的，只要投入股市的钱比撤出股市的钱多，股票价格就会上涨。而股价上涨就会吸引大批的追捧者，进一步推动股价上涨。１９２９年美国纽约股市崩溃时，股民不到美国人口总数的２％。１９８９年时，美国股民人数还只有１０％多一些。但到１９９９年时，５０％的美国人成了股民。不仅是普通公民把钱从银行提出来放进股市，还有众多资金雄厚的养老基金投入股市。最主要的是来自日本、欧洲、中东石油生产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各国的资金涌入美国股市，一起推动着美国股市一路狂涨。‘美股经济’远比‘美元经济’优越，实现了高增长和低膨胀同步的奇迹，不用高息或借债就为经济转型筹足了资金，唯一的遗憾就是必须保持股市总体不断上升。为了给还在怀疑或观望的人派定心丸，华尔街断言网络和信息产业代表的‘新经济’突破了旧经济理论的限制，在‘旧经济’看来异常的股市高本益比在‘新经济’的良好表现下是正常的。美国政府也利用这种繁荣带来的财政盈余偿还内债，为华尔街的理论背书。随着网络和信息产业的泡沫吹破，华尔街又吹起‘光纤’、‘基因’和‘航天’等更大的泡沫。反正科学的发展会在他们的泡沫字典内提供了更多的候补，华尔街是不愁没有泡沫可吹的。应该注意在‘新经济’的泡沫产生──膨胀──突然破灭共同模式中，华尔街只在泡沫吹起的阶段投入‘风险资金’，再通过国内的基金热炒和媒体的渲染，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入；而在泡沫戳破前的一刹那，这些‘风险资金’和国内的基金会很默契地把已膨胀了几倍的资金突然撤走。”

胡旭湘有些疑惑地问：“这些泡沫的破灭难道不会影响美国股市的整体走向？难道不会吓跑国际投资者？”

“表面上看来似乎有些矛盾……”顾远瞻正考虑怎样通俗易懂地解释股市理论，杨建华接过去笑着说：“还是让我这个经常坐庄的人来讲吧。*纵股市需要大笔资金，这笔资金又不像投资那样要长期占用，庄家常常是借钱生蛋。有借必有还，资金因此具有了周期性，导致了股市的起伏，而聪明的庄家总是使其资金的周期性完美地配合股市的起伏。一直上涨的股市是不受庄家欢迎的，因为只有一次赚钱的机会；股市的起伏则让庄家有机会峰顶作空，谷底作多，左右逢源。真正的庄家是自己制造机会的，手法和远瞻总结的泡沫兴灭模式异曲同工。华尔街既然不能在泡沫的兴灭模式上欺骗投资者，它只能把泡沫染成不同的颜色，说它不是泡沫。由于庄家控制的资金总是越来越多，股市长期上一定走高，国际投资者一般不会轻易离场，况且他们还希望自己也能做一回庄家。”

“噢！”胡旭湘促狭地看着杨建华。

杨建华脸有些发烧地说：“在美国股市坐庄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成为一个美国人，这样你会很容易找到那些华尔街精英作合伙人。分配红利时，美国人也非常公平和慷慨。虽说商人无祖国，但作为一名无决策权的董事，用句时下流行的话就是‘很郁闷呦’！”

众人哄堂大笑，胡旭湘终于明白为什么作为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仍然对美国不满。在中国他们是一呼百喏，在美国恐怕只能支得动一个秘书，这种天壤之别不正是许多人死恋权栈的原因。

顾远瞻开始进入他谈话的核心：“最可怕的是，英美把‘股票经济学’和它们鼓吹的‘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造成全世界的金融资本的一体化，最后让金融资本自由流向美国。换句话说，它国政府都不得干涉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美国的金融泡沫破灭带来的危害就不只是美国一家，而要连累全世界的众多国家一起沉沦。结果，正像要世界各国维护美元币值一样，防止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又成了世界其它国家的天职。要保证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中获得最大利益，不替别人做嫁衣，首先要形成美国主导的核心，光有华尔街是不够的。美国通过《北美贸易协议》把资源丰富的加拿大和廉价劳动力充足的墨西哥纳入自己的体系，形成坚固的防波堤；又利用早已存在的‘萨基同盟’完成其全球布局。这些还不足以保证金融资本向美国的集中，它必须用最见效的办法建立大家对美国及美国经济的信心，让世界人民相信：”假若有一天世界所有的货币都变得一文不值的话，美元也是最后一个崩溃的；假若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临的话，太阳也是从美国落下去的。‘只要全世界的人们有这样的信念，美元就会坚挺，金融资本就会继续流向美国。独力强化美国经济当然有助于树立起信心，但登峰造极费力不讨好。既然破坏比建设容易，那么自然想办法消弱对手，防止世界出现第二个中心。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多管齐下。美国于是瞄上了在国际贸易中占上风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对犯了众怒的日本，通过七国集团的共同压力使其服下了《普拉札协议》这剂金融蒙汗药；对经济实力弱小和金融法规不健全的东盟，美国掀起一轮金融风暴就把它击垮；而对实力相当的欧盟，美国采取了压制欧元的政策。美国曾利用科索窝战争想把欧元扼杀在摇篮中，可笑的是当时欧洲大陆各国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钞票。现在，中国又成了美国的下一个目标……“顾远瞻偷偷扫了眼他的听众，觉得还是不要把话讲得太直接为妙，跳过敏感话题：“‘经济全球化’也是个双刃剑，在打开它国市场的同时，也助长了跨国集团的实力。这些有奶便是娘的跨国集团在世界各地追求最大利润，它们不自觉地提高了被投资国的经济水平，增加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熵和人才熵值，这一切并不总是配合美英的全球战略。而且美英还担心这些大都把总部设在自己国家的跨国集团会有朝一日迁册到敌对国家，脱离自己的控制。于是美英除了采用‘金融风暴’的软手段，破坏金融开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还直接使用军事力量和扶植对立势力等硬手段，把敌对的封闭国家搞乱。这样，那些不符合美英国家利益的跨国投资便会受到惩罚。人们不难发现，财大气粗的跨国集体此时发出的抱怨声，在美英控制的媒体上分贝是如此之小，很快便淹没在谴责它们资敌的声音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甚至不需动用武力，只要让美国国会通过一条什么国内法，便可使世界其它国家的公司不敢越雷池半步。”

中国以吸引了那么多跨国公司，其中不乏为了争夺市场而私下里用某些核心技术向中国政府作交换，这当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可除了硬干外，美国实在拿中国的韬光养晦没办法……胡旭湘感到顾远瞻的话题已渐渐接近自己的意图，不过现在还不是揭开迷底的时候。他打断了顾远瞻的讲话：“远瞻，今天太晚了，再聊下去你的夫人该对我们有意见了。这样吧，你把今天讲的和未讲的整理成一份材料，重点放在美国金融体系的弱点上。”

徐齐贤也叮嘱顾远瞻：“材料要整理得快，注意保密！”

虽然外边巨浪滔天，解放军内部却相当平静，各项备战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４月中的一天，薛皓简不分白天黑夜忙了十余天，以总参第二动员局为幌子的军委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太空联合指挥部总算粗具规模，并把散布全军各军种各部门各大军区的与卫星有关的重要装备接收过来，但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却不是那么顺利。由于改革，大多数航天设备都划归几家大公司所有，跟他们打交道得按商场规矩办。薛皓简手下都是军队中的技术精华，对此却一窍不通，常常搞砸，最后还得薛皓简亲自出马。这天上午，总长郭思中带着神秘的微笑踱了进来，向忙得焦头烂额的薛皓简发问：“要不要帮手？”

薛皓简没好气地说：“早让您把钱寒白调来，他那骗人的总装‘军火掮客’局也该完成历史使命了，正好来接我的班。我为从赵仲逊司令手中抠那些装备，不得不签了卖身契，这到限期可只有十几天了。”

郭思中叹口气：“‘众口铄金’啊！他的‘欺诈行动’搞得太好了，他买了许多落后装备，又卖了许多特殊的新装备，富得流油，不知内情的军内外人士都把他当成腐败典型，还惊动了中纪委的寇正官。那‘包公’一点情面都不讲，按程序办事，小钱看来还得委屈几天。”

薛皓简灵机一动，建议道：“干脆把钱寒白‘贬’到总参第二动员局这个冷衙门，一来他可以早接收，二来对我们指挥部是个掩护。”

郭思中不禁笑道：“看来小钱只能一直委屈下去了。言归正转，我知道你与航天部下属公司的那帮人闹得不愉快，我特地给你找了个公关。小杨，你进来吧。”

袭来一阵淡雅的香风，一身灵秀的杨悠飘到他们面前，好像不可捉摸的白衣天使。她矜持地露出一丝笑意，化开了脸上的微霜傲气，一下缩短了高不可攀的距离感。

“你──”他楞住，影像在一刹然间彷佛与多年前的她叠合，活脱脱的另一个陈曦。

“薛局长，我叫杨悠，向你报到。”，气质优雅的杨悠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微歪着头看着薛皓简，花瓣似的唇轻启。

薛皓简深深吐一口气，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不冷不热地打了个招呼：“欢迎你，我不知你要来，没准备办公室，我会让曹秘书带你挑房间。”说着便招来曹秘书接待杨悠，便去找不知何时离开的郭思中‘算帐’。

刚进总长办公室，意外发现老友张安涛伊人独坐。薛皓简上去就打了他一拳，质问：“你来北京也不去我那儿，刚升了军长就端架子。”

“你有多少天没回家了？昨天小晨的家长会还是我冒名顶替的呢！”张安涛直抱屈。

“哎哟，我真忘了！”薛皓简有些懊悔，“小家伙还好吧，没惹什么祸？”

张安涛刚想说“瞧你怎么当得老爸”，突又想起自己恐怕也不那么称职，打住道：“小家伙不欺负别人就已经阿米陀佛了，谁还敢打他的注意。这次没什么了，只不过在他语文老师的烟盒里放了只特制的爆竹香烟。”张安涛尽量轻描淡写。

薛皓简一听就跳了起来，张安涛忙道：“你放心，没伤着人。小家伙是好心帮老师戒烟，手段是辣了些。别说还挺有效，他的语文老师戒了上百次都没成功，这下别说抽了，见旁人点烟都直打哆嗦。”张安涛说着笑了起来，“我已经教育过他了，一罪不二罚，你可别害我失信。”

薛皓简叹口气道：“小家伙我是拿他没办法，下学期还是送他回他姥爷家。”这时薛皓简想起张安涛这次没有先兆的进京，感到奇怪，“嗯，你怎么有空来总部，十四军改装还不够你忙的？”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今年大批新直升机下发部队，可我们飞行员却不能从流水线上大量产生，结果我们的训练都不正常，别提战法演练了。最近，几个陆军航校的毕业生都给了四十二军，我们一个没捞到，这不欺负人吗？老岳气得要去端航校的窝，我哪敢让他来，只好亲自来讨个说法。”张安涛诉着苦。

“四十二军可扛着台湾呢，要不看在原先咱们搞的那个试点，可轮不到十四军，你就知足吧！”薛皓简泼着凉水。

“谁都知道你能替总长当半个家，给想想办法。不看别的，也得看在我给薛晨当了回冒牌叔叔的份上帮帮忙。”张安涛软硬兼施。

薛皓简不吭声，闭上眼睛思考。张安涛知道有门儿，便安安静静坐在一旁。

张安涛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某军区大院里度过的。他的父亲参加了解放战争和以后的历次对外战争，战功卓著，和平时期清正廉洁，作为部队的第二代高级将领有着很高威望。父亲从小就不许张安涛与平民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上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和院中的高干子弟不一样。与父亲的愿望相反，这倒使张安涛很早就明白自己与院外的孩子是不同的，自然而然产生了“天之骄子”般的优越感，直到他在中学里结识了薛皓简才有了转变。

像每个军人子弟一样，张安涛的脑子里早早地就塞满了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知识：父亲参加过的战例、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著名的战役和战争、经典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还有那些因战争而名垂青史的伟人。张安涛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将成为一名军人，而周围的同学大多立志做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和医生等等，和自己格格不入。当他发现班上成绩最优秀的薛皓简也对军事着迷时，兴奋地把他视为知音。张安涛很快发现薛皓简虽然没有自己那样广泛和感性的军事知识，但却对战争有种近乎天生的直觉。有一次，他和大院中的朋友讨论起汉代名将李广和霍去病。无论在兵法、武艺、经验、修养和治军上，霍去病根本无法和李广相比，可是在战场上霍去病战无不胜，而李广却败仗连连。最后他们也同意了前人的观点，把之归于不可捉摸的命运，为李广扼腕。他偶尔向薛皓简提到了这个问题，薛皓简立刻指出霍去病具有李广所没有的也是最可贵的将格──冒险精神，而他的兵法也达到了随机应变的化境。在薛皓简的推荐下，张安涛系统研究了和霍去病同类型的项羽、李靖及成吉思汗的战例，终于真正体会到了霍去病军事思想上的伟大。还又一次他向薛皓简提出自己的疑问：虽然《孙子兵法》是孙武晚年沥血之作，为什么孙武早年的征战却很难找到《孙子兵法》的神韵？薛皓简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孙武所处的时代，诸侯们讲究武器的精良和士卒的勇武，追求堂堂正正的对阵野战和人山箭海的功城战。孙武的《孙子兵法》是对这种只求蛮勇现象的矫枉过正，由于缺乏正面实例援引，它只是准确论述了在理想条件下的许多战争规律，可惜这些理想条件在战争实践中很少遇到。我们应该在战前追求《孙子兵法》的境界，枪响之后，就应把它抛在脑后。在饭后例行的父子谈兵时，张安涛引用了一些薛皓简的观点，没想到却得到父亲少有的夸赞。虽然这些夸赞带有“偏激”和“不全面”之类的限制语，但足够让张安涛对薛皓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张安涛也对薛皓简的人生产生了影响，在他的鼓动下，薛皓简不顾家里的反对，毅然和他一起考入了军校，从此两人之间的友谊就变得牢不可破。

这时，薛皓简已有了答案：“你知不知道空军航校每年都要刷下一大批人，再加上陆军航校的，可不止一个军。”

“你要我捡人家不要的？”张安涛总算把最后的“垃圾”二字吞下。

“你忘了刘伯承元帅在‘癞子战士跳井事件’后讲的话？”薛皓简变得很严肃，张安涛不吭声了。薛皓简感到语气有些重，轻轻道：“这些人被刷下来，原因有很多：有些是视力差一点；有的身体素质不过关；有些是不适应高Ｇ考验等等。这些青年都系统地学习了飞行基本理论，经过一定的飞行基础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志献身于国防。在他们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你给他们机会，他们必然以百倍的努力来回报你。再说他们这些弱点不是不能克服的。”

张安涛高兴地催促：“你快说，快说！”

薛皓简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激光治近视的技术发展很快，只要肯化钱，弄出个２。０的视力并不出奇。当然，你也可以找这方面的权威出马，晓以大义，可能反会多快好省。对身体素质不过关的就更简单，你可从各运动队招些体能教练、厨师和队医，反正仗打起来，他们三五七年内也甭想出国比赛，闲着也是闲着。虽说整个兴奋剂什么的他们最在行，但开些强壮身体的补药应该也难不住他们。佐以适当的训练和食疗，两三月下来排骨都能变成施瓦辛格。恐怕飞９Ｇ的直升机还没发明出来，高Ｇ考验也就不成其为条件。”

“讲得好哇！二战到了中期日本海军仍顽固坚持和平时代严格挑选和淘汰飞行员老一套，到了后期不得不滥竽充数。而美国海军航空兵则坚持广泛选材，系统训练，人尽其用的政策，最终取得数量和质量优势。皓简这席话道破了和平建军与战时扩军的根本区别。”在门口听到两人对话的郭思中拍着手走了进来，两人来不及戴军帽，赶忙起立行注目礼。郭思中对张安涛说：“不知算我听见呢还是没听见？军委决定要再换装几个空突军，如果算我听见，我可要见面分一半了。”

张安涛忙道：“就算我没来，您也从没见过我。”说完就一溜烟跑了。

薛皓简想起自己干什么来的，郭思中已先发制人地说：“我知道你想跳脚，这可是军委鉴于军队将越来越多地同公私营企业交涉，为不违反军队不可经商的法律，当然也是吸取非军事单位腐败的教训，故挑一批可靠的民间精英作公关。他们是按各自专业分配，你可不能挑肥捡瘦。”

薛皓简不甘示弱地说：“我们可是保密部门，我有权考察每一成员的背景……”

郭思中打断他的话：“杨悠的父亲是杨建华人大委员长！”

薛皓简愣住了，他知道如果武力解放台湾，杨建华几乎肯定会成为第一任台湾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才五十几岁的杨建华长袖善舞，和中央各部委和各大公司都有很深来往，加上在台湾根深蒂固的关系网，政治前途不可限量。让他的女儿进入如此机密的部门是党中央对他信任的一种表示。薛皓简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打道回府。

杨悠的工作表现确实让薛皓简无可挑剔，两三天的工夫便把上千页的所需装备清单分门别类地输入电脑，然后便带上几个技术专家周旋于航天航空部及下属各大公司，不到三天就全部搞定。据随行的专家描绘，在她无敌的美貌、天使的笑容、典雅的风姿和温柔的声音攻势下，一路绿灯，许多时候都是老总亲自陪同。薛皓简乐得腾出了时间，便把自己锁在房间开始思考几项卫星演习的草案。

半个月前，在瑞士度假的杨悠接到父亲电话，让她回国。她一口拒绝，哼，又是参加高官富豪的聚会，认识什么青年才俊，想都别想。父亲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这次是到解放军的重要部门工作，如果怕苦，我也不勉强。”

“我会怕？没有我杨悠会怕的事。”杨悠对着电话大叫。

“很好。”父亲挂断电话。

似乎上当了，杨悠有这个感觉，却又想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她自然不能示弱，再说近距离观察那些还有神秘色彩的大兵也蛮刺激的。

来到这外表不起眼的什么动员部，杨悠却惊异地发现所经手的装备是如此的先进，所接触的人都是那么专业，根本不像外面所说的“很土”的解放军。这里的人对她都很客气，虽不乏年轻军官对她行注目礼，但决不同平素看惯的谄媚。除了一个人──薛皓简，从第一次的不礼貌见面后就好像在故意躲避自己。杨悠偷偷观察过薛皓简，发现他的侧面的线条像刀雕出来似的，轮廓分明。两道刚强的浓眉下是一双炯炯星目，挺若山岳的鼻梁配上紧闭的唇，五官看来很清朗，不过两束精明厉害的眼神她可不喜欢，像Ｘ射线似地会穿透人心。论样貌，薛皓简根本比不上杨悠所见过的许多英俊公子，但不知怎的使她芳心怦然。

４月末的一天，薛皓简把手头的工作交接给“发配”而来的老友钱寒白少将，和正在局里的伙伴们简单告别，便带着曹秘书匆匆到海军报到了。下午从外订新设备回来的杨悠生气地发觉“他”已不辞而别，原以为他一直在对自己施展老套的预擒故纵，没成想人家根本看不上自己这个黄毛丫头。“放着我这么个大美人在面前却视而不见，怪不得连老婆都气跑了。”杨悠忿忿地想，最后一点是还用猜的。她听说薛皓简有一个顽皮儿子，但当她打听为什么看不见薛夫人时，旁人都支支吾吾──哼，那还用说！

杨建华很快发现本来神采飞扬的杨悠一夜间变得无精打采，仔细观察之下才知道眼高于顶的宝贝女儿竟然失恋了，更糗的还是属于单相思的那种。杨建华从偷听女儿的自言自语中得知罪魁祸首是个叫薛皓简的人，他当然不会自讨没趣地对女儿加以关心，反而有种诡计得逞的得意。

杨建华对拿破仑和毛泽东成功的秘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深有体会，自然要寻求解放军对民族资本家的认同。在商场上，杨建华的几个强硬对手都是一个叫作“铁血社”的会员，好在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远赶不上他们对技术的疯狂，大体上和他井水不犯河水。让杨建华感兴趣的是，这些人对中国私人经济家族式管理的通病深恶痛绝和强烈的民族情绪完全不同一般的民族资本家，他们还同军界和思想界有着草根般的联系。杨建华深知要做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家必须先是民族的，为了加强和解放军的渊源，并使“铁血社”有朝一日为自己所用，他精明地选中了薛皓简这一有巨大潜力的优绩股。他甚至知道杨悠很像薛皓简死去的妻子，所以他不怕痴情的薛皓简跑掉。

作为一个领袖需要兼听则明，胡旭湘的面前就摆着社科院的一份国情咨文。文中罗列了一系列精确数据，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在各项重要资源上的进口都已经或马上要超过美国，而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仅此后每年中国的新增资源进口就将超过世界资源的增产量。对胡旭湘结论很显然，美国若不愿减少其资源进口量，就必须对中国采取行动。社科院的建议却让胡旭湘有些啼笑皆非：中央应该和美国合作，肩负起世界大国的责任，共同投资加快对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并加快对耗费资源大的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可他们忘了当美国投下巨注发展ＮＭＤ时，中美两国就陷入了“囚徒效应”，中国的投资就不得不向军事科技倾斜。两国都把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发展寄希望与军事科技进步的连带效应，毕竟先生存才能后发展。

写字台上的另一份文件是顾远瞻执笔的，他以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和打量的事实，从经济的广角度阐明了中国和美国冲突的必然性。胡旭湘扪心自问：我还在犹豫什么？由于台湾问题，我们和美国的冲突迫在眉睫，不确定的只是直接还是间接。经济上美国肯定会对我们实行经济制裁，国内的外资外逃是不可避免的，坐以待毙是不行的。先发制人对美国进行金融狙击，对美国的经济实力进行一番火力侦察，即使失败政治上的风险也很小，再者会绑住英美的部分资金，使其不能全部投入真正的战争。胡旭湘下定了决心。

连续两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杨建华都受邀列席了。在总结发言中，胡旭湘为将要发生的金融狙击挂上一圈道德的光环──中国人讲究师出有名。

“‘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国家的金融市场对英美不设防地打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华尔街精通‘美元经济学’和‘美股经济学’的金融大鳄们就挥舞金融自由和新闻媒体两个大棒，在世界各地掀起一潮又一潮的金融风暴。一个接一个繁荣安定的国家一夜之间便莫名其妙地整体经济衰退，人民财富缩水，眼睁睁看着英美公司用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的美元，廉价购买自己宝贵的资源和企业等下金蛋的鸡，最后还得老老实实承认是自己的制度不健全、金融不自由和人民道德低下。这样的悲剧没有尽头，只要有华尔街独占魔术般的以钱生钱术，有豢养的金融大鳄随时教训胆敢抢以钱生钱生意的国家，有随时制定的却被全世界遵守的美国国内法，有世界最强大军队的利剑和核武器及ＮＭＤ的双重盾牌挡住债主，美国人就可以随时随地将自己的危机转嫁给全世界其它国家。”

“但美国所实行的战略是危险的，事实上，美国已经掉进了一个怪圈──美国战略扩张的每一次得手，同时就意味着美国经济泡沫化的又一次加剧；而为了不让经济泡沫破碎，美国就要继续扩张，进行更大的冒险。迄今为止，美国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选择打击对象，它的辉煌战果，实际上都是在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的胜利。现在美国就要和具有伟大文明的中国碰撞了，我们不能逃避──我们至少要证明美国的胜利不再轻而易举；美国也没有选择──美国必须遏制中国，不让中国经济独立独行。如果美国这次不能成功，只有上帝才知道美国的泡沫经济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崩裂。”

在热烈的掌声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以对美金融狙击做战略掩护，国民经济全面转入战时状态”战略决策，并责成以杨建华为首的金融领导小组和徐齐贤为首的经济计划联合小组分别执行两项任务。

４月２７日，中国和港澳最大的五百家华人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和各银行行长汇集北京，和全国顶尖的金融专家召开特别金融会议。会议由总理徐齐贤和人大副委员长杨建华的主持，他们拟订的计划很快出笼，计划重要的几条是：迅速脱手在美国的不动产和股票；香港宣布港元和美元脱钩，改与人民币挂钩；中国中央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向国际金融市场抛售所持的１０００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和全部４５００亿美元的外汇存款。

５月２日，中美双方的对峙开始走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单行加速道，失踪二十几天的黄唐二人彻底走向了中国人民的反面，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胡徐政权把中国推向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道路，迫害忠贞党员。他们最后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革新委员会，号召中国人民推翻残暴的胡徐政权。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经济已高度国际化，这就决定了经济计划联合小组和金融领导小组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徐齐贤和杨建华把办公地点都设在国务院某部委大楼的同一层，便于随时协调。顾远瞻也被二人调到金融领导小组当顾问。万事开头难，突破点的选择尤为重要，顾远瞻建议利用海湾地区的国际形势，先从不动产和原油期货入手。徐齐贤和杨建华当然知道此刻的海湾六国，平静的表面下暗涛汹涌。六国盟主沙特阿拉伯正面临着继承危机，现国王的弟弟已所剩无几，兄终弟继难以为继，如何从上千侄子中选出个王储，谁也不知道，也无章可循。外部的美英势力和内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激烈的角逐中，胜负未分之际，谨慎的海湾酋长们都动了暂时移民美国的念头。可惜，他们在美国的房地产大都在几年前脱手了，因为他们的美国邻居搞不清他们和恐怖分子的区别，成天九一一。

徐齐贤和杨建华首肯了顾远瞻的建议，立刻派人和酋长们的代理人联系。中国有足够的美国房地产，酋长们拥有大量的原油期货，大家一拍即合，达成了场外交易。一番准备之后，５月５日，中国商人开始大卖剩下的各种美国房地产，并购买和石油相关企业的股票；在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出现了大量原油期货提前进行实物交割现象，交割率超过７０％，是平时的十几倍；杨建华保留了货在美国的原油期货合约，开始多头持仓；隔着大西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在快要收盘时，突然涌入大批中方资金，大肆收购金、银、铜、铝、铅、锌、镍、钯和铂全部９种金属产品的期货合约，一直被“空*多”压抑着的市场气氛一下沸腾了，成交量瞬时放大，幕后作空的美英财团和对冲基金一时手忙脚乱，只完成了很少部分的平仓；这股买进浪潮终于冲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等其它期货交易所，粮食和各种战略物资价格飞涨。只几天功夫，中国商人就花掉了大约２５００亿美元，原来被美国故意压低的金属和矿产价格飞涨，石油和粮食也更上层楼。美国政府只好出面限制各种战略物资出境，由于世界各国大都把黄金寄存在美国联邦银行，美国政府怕引起国际纠纷，对黄金网开一面。但很快美国政府便后悔让“哪个该死的”开设了期货市场，只忙于买空卖空，连交易的物品都懒得运进美国。现在即使美国海关的计算机系统再先进，也不能把远在世界各地的战略物资用光缆下载回来，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一船船运回国内。

原油的人为短缺立刻反映在美国国内汽油价牌不断的翻涨上，加油站的油价就是美国政客选票的晴雨表，国会议员们立刻要求释出原油战略储备救急。总统托雷多遇到了他上任的第一个危机，不免有些小题大做，一面下达控制各种战略物资，一面派阁员飞访各产油国要求增产，徒增了市场的紧张气氛。市场人士把油价上涨理解为长期行为，导致石油类企业股价上涨。除了粮食的购买量不如预期外，杨建华的金融领导小组可谓是旗开得胜。

徐齐贤和杨建华开始商讨下一步如何抛售美元的细节，一旁的顾远瞻提醒道：“港币虽然将和美元脱钩，但汇丰和渣打银行有权把其发行的港币兑换成美元。”

“这正是我们希望它们做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根本不在汇市，而在股市，我们要制造美国的通货膨胀！”杨建华给了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顾远瞻恍然大悟：“我应该想到，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期货市场上这样做了。好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汇市施加压力，在股市上坐庄。”

徐齐贤上下打量着顾远瞻，假装吃惊地说：“希望美国没有你这样的人，竟然一语道破天机。”

“我只是受索罗斯的启发，他的做法正和我们相反。”顾远瞻不敢居功，眼珠转了转，又想起什么，道：“这样一来，我们资金略显不足。”

“我们向美国人借钱。”杨建华又让人大吃一惊。

５月１４日，由中国政府暗中*纵的几个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出击，当天便抛出３００亿美元，和１００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香港政府也正式宣布：港元和美元脱钩，由金融管理局直接发行与人民币等值的新港币。国际金融市场立即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先是美国政府债券狂泄不止，后是美元对各主要货币汇率直线下降，华尔街道琼斯指数一天内下降二百多点。美国收市后，日本、香港和伦敦等地的外汇市场却没有关门，那里是一片抛售美元的声音。美国反应迅速，一改惯用的“反对政府强力干预汇率”腔调，立刻要求各主要盟国干预。看在美国终于改变立场的份上，各盟国勉为其难地开始收购美元，为自己已很庞大的美元储备再锦上添花。汇丰和渣打银行不出杨建华所料，把手头自己发行的港币兑成美元，压缩港府的弹药。

５月１５日，杨建华仍命令在汇市上维持前一天的抛售力度。老谋深算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下调联邦基金利率１个百分点，并回购美元债券，英美的所有大财团同时托市。华尔街道琼斯指数一天内又上涨二百多点，以技术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升了２。１％，标准普尔指数、和代表小公司的罗素２０００指数等其它指数也谷底翻身。于是，大量热钱涌入美国，淹没了中国的抛售。

负责具体*作的杨建华几乎每天都要盯者国际金融市场行情，随时听取外汇管理局的有关汇报。看到这种情况，冷笑道：“如我所料。”昨日他已判断美国不会在星期五不采取行动，任由市场悲观情绪在周末发酵，而必会保股市，迂回保住汇市，已在最低部位买入了４００亿美元股票，建好了仓。一来为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二来所使用的资金是陆续到位的，１５日一整天杨建华他们都低接高出做短差，数目每次都不大，但一天之内跑几个来回，累积起来的的利润也很可观。一旁观战的徐齐贤和顾远瞻都佩服杨建华真从美国的银行借到了钱。

金融领导小组再战告捷，又遇上周末，身为大老板的杨建华被敲了竹杠，包下座法国餐厅，犒劳大家。酒酣耳热之际，有人问：“为什么美国人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借这么多钱给我们？”

杨建华见大家都看着自己，只好拆开迷底：“美国许多超级公司实力都超过一些小国，它的股票持有人既分散又众多。无论这些公司的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只不过是股民聘请来的专业管理专家。尽管他们可能拥有部分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但他们所持的股份比例微乎其微。这样的企业资本形态，就造成了美国的这些董事长和总经理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管理者：他们都不是财产的所有者，企业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没有根本上的联系，公众财产的比例远高于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杨建华拿起了酒杯，不再往下说。

大家想起国营企业的种种弊病，自然心照不宣。顾远瞻怕大家会错意，忙补充道：“杨组长可没有暗中对美国人行贿，毕竟美国的约束体制是很完备的。杨组长利用的是美国这些董事长和总经理同中国的国营企业经理一样要超额完成业绩的心态，特别是在美国这个资金充裕，资本市场竞争激烈的社会，他们的胆量往往让人吃惊。这次，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如何向美国这些投资基金筹集资本，我们递交了让他们有满意业绩，有很高的利益回报，而且计划可行，可以证明并不是欺骗，可以让他们在我们投资失败时能对客户有一个明确地交代的投资分析报告，他们就痛快地将钱交给我们使用。因为不管投资失败与否，他们的佣金是肯定跑不掉的。”

“我说呢，原来他们不是吃错药了。我年初还代表单位向花旗银行借二十万美元周转，结果写了十几份信用报告，还等了半个月才批。今天，我刚把申请报告给经纪传真过去，半小时不到，经纪就把两亿美元打到我们帐上了。我的那位经纪还告诉我少了两份材料，还是基金经理人主动调了几个手下帮我完成的。整个过程简单得让我认为在做梦。”一个组员感慨地说。

徐齐贤却不无忧虑地问：“我们现在许多基金的管理模式也在向美国看齐，提供基金管理人丰厚的佣金和薪水使其努力，依靠法律的制约和他们的职业道德使其不致越轨。如果有亏损，只要法律上不能证明这些经理人侵吞公众财产，他们都可用‘投资就有风险’蒙混过关。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把法律制定得更严密和周详，但也不能过严束缚了他们发挥，‘水至清则无鱼’。长期来讲，则应多培养人才，实现‘良币逐劣币’，这个层次的人充分就业实非国家之福。”杨建华把他经营企业的经验加以引申。

“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拿得什么作的抵押？上午我在经济计划联合小组，错过了好戏。”徐齐贤这个问题已憋了半天。

“我只是借用了汇市上刚得的欧元资产，现在它可比美元资产抢手得多。”杨建华不无得意地回答。

１９日纽约重新开市后，杨建华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先按兵不动，汇市的清淡马上感染了股市，虽然其走势承接上周五尾盘继续上升，但交易量逐渐减少。到了中午，杨建华对两个市场自己的经纪们同时下令：“卖！”双市大盘都呈跳水态势，直线下滑。金融网络交易给“全民皆股”的美国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任何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刹那间便会引起巨量的股票买单或抛空，上周五的股市火爆吸引了许多做短线的，也给了苦候甘霖的住总统套房者以解脱希望。此刻汇市的暴跌被股民们理解为国际资金获利回吐，股市的“成交量逐步增加，持仓量逐步减小”更说明有长线资金的出局，失去的耐心马上引起盘口抛盘蜂拥。结果当日道琼斯指数收市点比中午最高点下降２００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吐出刚收复的失地。在收市前，杨建华又悄悄回购股票补仓和转移阵地另开仓。晚间的美国财经新闻中，被采访的股市专家们一致认为：今日大盘放量急跌，超卖严重是大势逆转的信号。并建议股民：不要出货，应该进货抄底，抢反弹。

２０日到２２日三天里，在汇市保持压力的同时，杨建华把一直精心保存的石油类股票甩了出去，在市场惊愕之际，他又在期货市场抛售货已在美国的石油期货。热手可炙的石油类股项被浇了冰水马上单日反转。杨建华似乎感到股市还不够乱，还偶尔采用“拔高出货诱多”和“砸盘吸筹诱空”的骗术，导致股市振荡得更剧烈，加强了人们“即使有剧烈的回升，也只是中期反弹行情，但原趋势仍将保持下去”的印象。大部分投资者开始观望，少部分性急抢反弹的股民几乎都血本无归。流入美国的热钱减少了，美元又开始下跌。

２２日收市后，杨建华仍坐在办公室内没走，他开始在电脑上仔细回顾近日美国股市走向。画面上的大盘走势，显然是一波接一波的下滑。他再将走势切换成３０分钟Ｋ线图，发现整个走势仍呈下降趋势。他又老练地用鼠标在几日的高点和低点中分别划出通道上轨线和下轨线，果然显现一条清晰的下降通道，再看，几次反弹，都未能突破下降通道的上轨线。他最后比较下跌时与反弹时的成交量，发觉每次都是下跌放量，而反弹缩量，这说明看空者多，看多者少。杨建华立刻拨通徐齐贤的电话，肯定地说：“如果美国人再不作弊，股市下跌趋势将持续加速，探底仍远未结束，这样下去可能会让美元崩盘。我判断美国人明天必有违反市场规律的措施！”

徐齐贤笑道：“那我们不妨把美国人可能的措施先捅出来。破坏破坏美国华尔街这块金字招牌。”

５月２３日，美国政府果然祭出狠招：缩小每日股票的最高跌幅；证券税随持股时间的延长而降低；提高各上市公司回购自己股票的比例；银行和基金投资股票的损失可十年分摊；各上市公司的盈利报告不必立刻反映汇率的扰动。不出所料，当日股市又一次暴涨。令美国人脸红的是，这些毛招竟然被中国人提前向各国媒体发布。华尔街那些一贯像信奉上帝一样坚持市场自由的金融家们现在想装聋作哑都不行，纷纷指责政府竟采用只有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才使用的办法，*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但这个暂时到底有多长，却忘了交代。对美国的财政信用怀疑的种子悄悄地在人们心里发芽。

多少有些心力交瘁的美国证监会开始动用其坐庄的优势，逐一检查大笔卖空资金的来源。杨建华发觉一些帐户被技术性冻结，知道美国终于动真格的了，立刻改变策略。他知道股票市场的热钱大多来自国外，如要复查其中的小额资金，一是工作量太大，二是打击面过宽会吓跑外国资金，动摇脆弱的外汇市场。杨建华颇具心机地把资金分细，每笔再动用十个以上帐号，并分在不同的跑道进行*作，以求隐蔽。美国证券监管会发现这样的蚂蚁雄兵极为可怕，更是防不胜防，常常在临收盘前几秒钟，几笔不起眼的抛单趁它不备时，猛砸了下来，它再想打上去却锤落收市了，只能眼睁睁地看到这么丁点的抛筹，便将它几小时的努力全部报销。就这样在随后的两个多星期中，中国和香港抛光了外汇储备中的美元部分并在股市中大有斩获。黔驴技穷的美国证监会不得不冒险提高隔夜股票交易税率；红牌罚出为中国服务的交易商；甚至动用了黑客高手追踪电脑帐户。杨建华见美国市场已没什么油水可捞，顺势鸣金收兵。

在这场金融大战中，中国虽没有使美元崩盘，但使美国用尽了推高股市的办法，美国股市已居于危险的高度，有些股票的本益比竟然高达４００倍。低利率、高股价将导致消费活动热络，这本是好事，不巧的正赶上战略物资紧缺和美国战争机器开动，通货膨胀已是必然结局。美元的任何贬值只会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得继续推高股市来防止资金外逃。这就形成个恶性循环，其机制与吸毒十分相似。美国政府当然知道这种远远脱离基本面的人为牛市拖得越久，涨得越高，将来有一天跌得就越惨，危害就愈烈，恢复就愈困难。但它没有办法，只能像赌徒一样在股市押上美国政府的信用──这种信用已根植于人们头脑中，只有美国战败才能动摇。

胡旭湘非常满意杨建华领导的金融领导小组的出色表现，他们迫使美国动用大批资金维持股市的稳定，无形中拖慢了其备战的步伐，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从美国安全地转移回来的资产成了一支生力军，及时支援了这场经济战争的国内战场。

胡旭湘和徐齐贤一直坚信一个朴素的真理：外资的工厂不是说搬就搬的，经过外资企业锤炼的本地人才不会轻易离开。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利用外资上，中国采取了与拉美模式完全不同的方法。拉美国家出于对那些大型跨国公司的恐惧，采用了政府借外债的投资形式；对外商的直接投资，要么限制其规模，要么规定内资占优的合作比例，要么实行严格的准入政策，及尽刁难为能事。可惜外债终有期，而且有利息，那些效率低下的国营部门不但利息没赚出来，有时连本金都赔掉了。这些国营部门又没有破产自由，别说跑庙，连和尚都跑不了，焉能不出现债务危机？而中国却对外商的直接投资大开方便之门，在转移技术的前提下准许跨国公司抢滩。这些外商和跨国公司的资金自筹，自负盈亏，缴了税后赚的才能自己拿走；亏了则与东道国无关。不但替中国解决了部分失业，还要负责对本地人力资源的培训。

现在美英背景的跨国公司受到本国的压力，被迫收缩在中国的业务，带不走的硬件只好大拍卖了。中国本土财团和其它的跨国公司却趁机扩大投资，抢占空出的市场份额。一大批新的民族企业也迅速崛起，它们中既有原有被吃掉品牌的东山再起者，又有这些撤走跨国公司的原料供应商、分销商甚至从公司内部出走的员工。中国企业来自美国的订单在逐月下降，不要紧，经营者们正好把多余的生产力转向军事订单。这场国内经济保卫战不是中国经济向保守和传统的回归，而是一次凤凰盘涅。美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潮起潮落，冲垮了本土原有的生产体系，如今中国民族企业家以从这些财团身上取到的真经──科学的管理效率和营销水平，用自己积累的资金链，把这些财团留下的生产模块重新组合，迅速转化为中国自己的竞争力！

在这场本土力量和跨国公司重新洗牌的过程中，那些平常被人们称为“买办”的精英们看到了机会，舍弃跨国公司优厚的待遇和宽松的环境，纷纷为民族企业服务。他们并不是一夜之间变得爱国了，而是有几个因素吸引。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中国传统心理使年轻才俊们不会放弃现在这么好的创业机会开办自己的企业；跨国公司的文化差异使他们在中国就触到了晋升的天花板，随老板离开中国后只会变本加厉；大肆扩张的民族企业向他们开出更好更优惠的条件，更能满足他们的成就感。

在这场国内经济保卫战打响之前，多愁善感的中国专家学者大多发出尖声惊叫：这将是中国的一场灾难！又一个“阿根廷奇迹”的破产！专家学者自有专家学者的道理，中国同以前的阿根廷一样，都依靠外资建立了依附性的外向型经济，在规模上还大了几号。中国自然也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将同样无法偿付数千亿美元的外债，引发金融风暴，进而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当外国同行们开始在全球媒体上筹备中国的经济葬礼时，他们也开始寻找自己表演的舞台。这一次他们失望了，国内媒体都在集中报道中国对美国的金融狙击，实在不愿意他们的乌鸦嘴破坏了收视率。专家学者终于明白他们原先的出镜率并非缘于他们的“真知灼见”，他们只是政府买来对付美国人的剑鞘。如今放弃韬光养晦的中国政府已握剑在手，剑鞘仍要套到剑上去，就有些不知好歹了。

葛良恨不得掐死窦洋，可这小子却知趣的几个星期不露面，把他一个人扔在教导团和一群同样的被“骗”进来的新兵同病相怜。负责训练他们的军士长像个凶神恶煞，第一天对他们竟然说：“我将负责对你们进行地狱式训练，不要指望我心慈手软，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统统踢出我们十二师！”

一连几个星期，不论刮风下雨，他们都必须完成艰辛且严苛的训练课程。训练并不枯燥，以各种方式考验新兵的忍受力、胆识和随机应变；训练又是冷酷的，他们不得不在军士们的刺耳的叫骂声中，拖着还没歇够的身体投入新的挑战，以达到其真正的生理极限。军士们多数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拿手好戏似乎就是吓唬新兵，而且乐此不疲。葛良最初的时候还在想别看这些人表现得像彻头彻尾的暴君，他们一辈子命中注定到头只是个高级士官，此时不使用手中的有限权力以后更没机会了。不久连这种思索来得到心理平衡的力气也没有了，整个人变成了只知服从，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许多人受不了中途退出了，葛良却咬牙坚持下来。大概上次到印度的出差使他觉得训练之苦不算什么，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军士长的精神虐待也比不上璎璎父母无声的讽刺。唯一让葛良受伤的是发现高学历的自己原来有这么多不懂的，在被认为是大老粗的军士长面前他简直像一个傻瓜，他原有的信心在消失，自尊在崩溃，人格在毁灭，明天又有一场淘汰式的考核……葛良用被子蒙上头，悄悄擦去眼泪。

葛良不知道轻飘飘地身处何处，只觉得在不住的狂奔，一停下脚步四周黑暗就扑过来像要将他吞没……一声嘹亮的军号，四周的阴晦被惊碎了，他似乎看到未干的眼泪悄悄化作一团透明的忧伤，渐渐地离他而去。葛良又觉得充满了信心，在走出房门时忍不住大吼一声，刹那间他觉得一种崭新的尊严在滋生──我不会输给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５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表面议题是如何处理黄唐事件和其影响，实际上讨论的是加强党的建设。随后为了政治局补选，又召开了中央全会，一些民族资本家成为了中央委员，杨建华更是三级跳，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

经济战争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战场的胜利，使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地位和声望在大陆急速提高。民族资本家这一特殊阶层能量是惊人的，他们不会坐等天上掉馅饼，而是主动出击。一方面，这些民族资本家与政界高层关系密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杨建华这样能够“直通天庭”者也不乏其人，在不同层级上对政策制定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民族资本家还通过人大、政协、工商联等正常渠道表达呼声，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呼吁的分贝也同步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政治的现实也需要蓬勃的私营经济来配合。一直以来，中国国有产业只剩下规模巨大和技术先进的关键性企业，对不断增加的失业人口早已是杯水车薪。而无所不在的私营经济既可以同国有企业竞争，带动经济增长，又可以吸纳大量的失业人口，保持社会稳定，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角。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政府也不能逃避这一规律的主宰。首先在经济上解除了对民族资本家的一切限制，最重要的转折点是资本市场大门已经完全向中国民族资本家打开，民族资本家可以上市或拥有银行，这不仅解决了私营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大的融资问题，更关键的是中国私企的形像和地位从此确立，深远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的版图。在政治上，反对民族资本家入党的分贝数开始降低，人为制造的门槛也渐渐地被消平，党开始张开双臂欢迎更多的民族资本家加入。

听完徐齐贤和杨建华给政治局所做的阶段性报告，一直默默注视这场经济大战的胡旭湘长舒一口气。现在，连中国最亲美的民族资本家阶层和中产阶级也开始走向了与美国对抗的不归路，中国的胜算又增一筹。他知道中国人对美国普遍怀有憎恨和热爱交织的矛盾感情，中国政府的对美措施如果过分渲染，往往只能得到民间相反的配合。当今之计最好是政府鸭子划水，在暗中准备，让人民自己擦亮眼睛，认识到对美战争的不可避免，产生求战的民间舆论，反过来推动政府内部不愿打碎瓶瓶罐罐或恐美的干部。只是美国人会愚蠢到配合他演这一场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