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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那年的一件情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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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做的是一个分队长,别看带个“长”字,却是监狱里最小最底层的一级干部,但我却管着七八十号犯人。监狱的现行体制,赋予了我这芝麻官不大不小的权利。犯人的工种调配,歇病假,日常考核,半年对“改造积极分子”“表扬”两个级别的评选,等等关系犯人众多切身利益的事,都要先过我这一关。因此,在我工作几年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在被我管理的犯人面前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我说话蛮横,做事专门盯在那些与我有抵触情绪犯人的肋条子上。刑期短的不想减刑的,我安排他们干重些的体力劳作,对望眼欲穿早回家的,我就时时刻刻鸡蛋里挑骨头,总要指出他们身上或行为上不起眼的毛病和缺点,使他们总是处于在高空里走钢丝的感觉里。因此,他们也很快寻求到了保护自己的方法,给我送烟,给我送钱。其实,这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我的心理从小就喜欢在雨丝里滋润,已经习惯了接受带有自然本源和人性情感色彩的东西。渐渐地,我恢复了人性深处善良的一面,我尽量不在与他们为敌,也最大可能地做到与他们和平共处。他们的脸上笑逐颜开了,他们之间也不再向我举报一些违规违纪的行为了。 每天,我都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看书,离开床时就看电视,我愈来愈感到无聊。 玩麻将就是在那一段时期学会的。开始就在晚上在单位值班时偷着玩,后来在中午休息时间里也玩起来,再后来,晚上,假日里,我就到城里的同事家里玩,在饭馆舞厅里玩。几年里,在监狱,在我常去的饭馆舞厅,我摆平了很多个赌场里有些名气的男人,愿赌服输,社会上的那些人不敢产生与我较量赌场外能力的想法。我知道,后来的事就出在我的同事身上。 开始时,我对别人说我“瘾大技术差”很反感,我说过,我这人有点情绪化,情绪化的人在受到别人冷眼或歧视时会有自卑和想法超过别人的两种心理,这两种心理代表着脆弱和倔强。 印象里在进入同事们的麻将队伍的第一个月里,我值了六个夜班,顺理成章地干了六个通宵,共输掉九千多三百多块钱。不管口袋里的钱是怎么稀里糊涂来的,但却是一张张从我口袋里掏出去的。那些天,我心里很郁闷,也有些后悔,尽管我口袋里平时装着这些钱没什么用处,但那毕竟是我的。尤其,在办公室坐着或躺着时,还是走在监号里碰见那些赢了我钱的同事,我都禁不住想起在灯光下烟雾里他们认真细致数着我点过去的钱的情景,最可恨的,他们把我点过去的钱在不小心弄到地上时,他们却满不在乎地看看地上,又继续抓牌,然后,不经意地看我一眼,直到在扔掉手上的烟头时,才弯身将地上的一张或两张的百元票子拾起,并且随便地扔在胸前的一摞票子上。我深深感到他们的这些细节足以构成了对我人格的轻视和侮辱,可是我没有办法,在那些年龄比我或长或小的同事面前,在我输掉那个月中口袋里的全部银子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技不如人。 两个月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夜战”,我说脑袋昏沉沉的,要好好休息一下。其实,我花几十元买来一付麻将,在晚上值班夜深人静时,我把全部麻将胡乱摆开,然后,搂在怀里一部分,将其立起,我脑中记忆着怀里的麻将,之后,全部放到扣住,默念怀里之外的牌数。因为,我们玩时都要将打出的牌扣住,不允许任何人再去翻看,所以,一个月里,我在麻将桌上的状态纯属稀里糊涂。 脆弱和倔强可能有和平共处的一面。两个月里,我发了狠,一有时间我就把麻将摆到我的面前,开始勤学苦练,我想,我总会有一天顿开茅塞,悟出这一百多张麻将牌中潜在的道理。 后来,我开始重新进入“夜战”。第一天,我感觉有些状态,但我将这第一次作为实战演习,我的脑子全部精力用在了另外三人打出多少张牌上,都打出些什么牌,剩余牌中和他们手中还会有些什么牌。果然,一夜下来,我发现自己临场时判断力在准确性上有了很大提高,那次仅输掉五百多块钱。 犯人中有一个叫潘小伟的小子,二十三四岁,犯的是伤害罪,判了十年,刚来时要求我提过一次讯。他说他思想有压力。我问他为什么有压力,压力从何而来。他说他冤。我说,进来的,没有说自己不冤的,你们犯罪犯的对,有理,有功,共产党应该给你们披红挂绿,发荣誉证书。他说他真的冤,不信你看看我的判决我的裁定。我说我会看的,但三堂会审怎么也比我了解你的情况,你的思想压力来自你的不认罪,如果认罪了,你就认头了,心里就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自己的亲人了,你就不会感到冤了,你就有悔罪感了,你就会丢下包袱轻装上阵追求改造了。他说,我要申诉,判我十年,太重。我说,你这样说还是承认自己有罪,只是觉得判的重了,你愿意申你就申吧,这是你的权利,没人阻拦你,但你每天别影响干活就行。他说,我在外面身子就弱,进来了吃不上喝不上,浑身更没劲了,我的意思是,我干不了重活。我说,你可让你媳妇给你送烧鸡烤鸭,月月送,这样还省了国家的粮食,你年轻轻的必须干那些重体力的活,这个没商量。他说,我没媳妇了,我媳妇跟人家走了,就是我用刀砍的那小子,我家里有老娘,还有一个妹妹,妹妹还在上大学,老娘都八十多了,在家时我很孝顺她。我说你他妈孝顺,你犯罪是你最大的不孝。他说,我知道,我也后悔。我说,现在悔断肠子也没用,你只能多干活,干重活,多得点证,多减刑,早回家,你年纪轻轻的,出去还来得及,还可以找个寡妇什么的过日子。他说,我不想娶媳妇了,女人没有好东西。我说,有一个坏女人就有一个坏男人,或者有一个坏女人就有十个坏男人。他眨眨眼,没听明白。我说,生活里的东西多着呢,别把什么话说得太早了,谁好谁坏你得慢慢品,不是那么简单。有丈夫还偷男人的女人是好女人吗?他问我。我说,也不见得是坏女人,做丈夫的如果恶贯满盈,女人偷男人,那是弃暗投明。他说,不是,那小子才是恶贯满盈,我们原来是朋友,他竟睡我的媳妇,我看得出是我媳妇愿意的,所以我他妈连她也砍了,她以后会后悔的。我笑了,什么也没说。他颓丧地说,我知道你不信,我说什么你也不信,我们都是犯人,在你眼里,犯人没一个好东西。 那天,我和他费了好多话,遇到这样一个主儿我还真没办法,尽管让你费了好多话,但家里穷,平时接见都不来人,我又能指望他什么呢。反正有的是人给我送钱送烟。没办法,我只能让他干最累的活了。 那段时间,我和那个曾是我老婆的女人的感情还不错,两人上班挣钱,双方老人都用不着给钱,结婚时短也没有要小孩,除了吃就是玩,赶上假日或我值班时,她就去娘家住,在家里对我是好吃好喝的侍候,我去了她娘家老丈人更是对我百般招待。当然,我早就开始玩麻将了她是不知道的。 我对麻将由玩开始进入一种赌的心理,水平也在夜幕下的一间很隐蔽的办公室里,在笼罩着如浮云般的烟雾里茁壮成长,这成长的姿态在另外三个对手的时时愣怔的神态里足见一斑。他们先是疑惑,之后是惊讶,然后是个个现出不能再掉以轻心的表情。但大军压境,已势不可挡,加之我对留牌出牌的慎之又慎,每一把牌的玩得都是心花怒放。第四个月我开始有了赢余。 总在一起玩的同事们开始不服气,他们的眼神和话语提醒我麻场如战场,硬打硬拼是不会收到更远更大的效果的。我开始了真真假假、欲擒故纵的战略,既赢到他们的钱,还要让们从心里不服气,使他们天天想着我,让他们生发想着把已经入了我口袋里的钱在如数捞回去的心理。 我开始有意识地输钱,作出状态不好的表现,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庄上又多下了几个庄,并努力保证不下庄。那个晚上,我如此炮制,天亮时我掏光了三个人的口袋,终于捞到了触麻后的第一桶金,一万三千元。 一天,我坐在车间的门口处看着犯人们干活,叫潘小伟的小子正累得坐在机器边的一个马扎上呼呼直喘,我冲他摆手,示意他过来。他有些慌恐,但还是低着头心情复杂地走过来。他已经服刑一年,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得到一个证,这意思就是说,他这一年白呆了。 我说,我坐在这里看着你们,你还耍滑头,忙里偷闲啊。队长,我是太累了,我只是坐那里先喘口气儿,没承想让您看到了。他好像比以前说话口气软了些。我想,看着身边干同样活的人一个个地得证减刑,他早晚会向我低头服软。我说,你们家人真是不管你了。他说,我不让他们来,谁来我跟谁急,我说了我的罪我受,不就是十年嘛,我就不信我会半道上躺着出去。你这是改造态度问题。我说。我的改造态度大家心里都有数,您也有数。他瞅着我说。你不写申诉了?我问他。他看看我,把头歪向一边。我冷笑一声,指着旁边的一个马扎说,你先坐下,就当我提讯你,让你歇一会,不过,有个条件,你就趁这机会把你砍人的经过给我如实地说说,也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冤,或许,我一发善心,你就早出去几年。他跟我要一棵烟点上便说起来。最后我对他说,到了监狱犯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争取多减刑,想多减刑,就要听队长的话。我对他开始有了些同情和怜悯,毕竟一个被人家睡了老婆的男人,男人们都应该对他有所同情,因为这样的男人连这点做男人的自尊都没有了。就在我动了恻隐之心计划之后的半年里给他发证时,他突然一病不起,一躺就是一年多。躺着,在我这个都有活干的犯人群体中,一般是不会考虑给证的。可我还是在潘小伟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乞求的目光。我想他很可能要躺着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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